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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1946年
添加日期:2016年07月03日 作者:1947届初三乙班 马锐 来源:本站原创 点击数: 繁體中文

1946年家乡的那场风暴,唤醒了幼小的心灵,从而也埋下了对国民党统治斗争和复仇的种子。眼睁睁地看到为人正直、为真理而献身的小姨夫钱素凡被反动派抓走;反动派抓不到身为共产党员的二舅舅孙卜菁,却把我的奶奶、母亲及当时只有14岁的我一起抓进了拘留所,最后逼得我们走上逃亡之路。

记忆中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:一天下午,有一位妇女来到聋子巷说他的家人钱健吾不知去向,并说外面风声很紧,问钱素凡好不好,边说边时不时地注意察看周围的情况,神色紧张,欲言却止。钱素凡回来后,母亲孙希仲和小姨孙术等告诉他,要他注意躲躲,他说“怕什么,我又不是共产党”。吃了晚饭后,他说要回到通中宿舍去,大家都劝他晚上就不要去了,儿子钱炜也要他抱抱,可他坚持要回去。临走时,大家送他到门口,他还亲了亲儿子钱炜的面额,然后转身就走了。让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,这一走竟然成了最后的一次诀别。

第二天就听到消息,说是钱素凡失踪了。奶奶、母亲和小姨都紧张不已。小姨拉着我,要我陪她到处去找找。到了警察局,又到了驻军,各处都推说不知道,以后便不断有坏消息传来,说是哪里发现了无名尸,但均没有得到证实。只是到以后才知道,小姨父钱素凡被捕以后大义凛然,口骂不止,被反动派割去了耳朵,最后与其他几位青年学生一齐被扎粽子式地装进麻袋,丢进了长江,后被渔民发现打捞上来,埋在江边。这便是当时震惊全国的南通三一八惨案。

小姨父钱素凡在通中曾教过我地理,一上课,他就在黑板上画了一幅中国地图,一片桑叶,然后就滔滔不绝,根本不用讲稿,当时就感到有水平。他在家中为人和蔼可亲,尽管他很忙,但只要有空总是肯陪着我玩,有时两张桌子一拼就成了台球桌,和我打乒乓;有时用纸折成飞机,在机上标有中国和日本的旗号,两头对吹,谁吹翻了就算谁输,结果总是日本鬼子输得多。在玩耍之中,他不知不觉地向我灌输了爱国的心。

随后的南通,形势春潮涌动。新新大戏院的演出也明显分为两个阵营。在新新大戏院,一会儿国民党三青团来演《天字第一号》的话剧,一会儿进步青年和学生来演话剧《夜店》《原野》。还记得《夜店》演员中就有我们的亲戚李振鸠、李振昆姐妹俩,还有该剧卖药的老头儿是钱健吾扮演的。记得在将落幕时,舞台灯光渐暗,钱健吾高喊:天哪!天理在哪儿?难道天下就是有钱人的吗?真感到令人振奋,听到了自己一直想听的呐喊之声。

在国民党统治时期,听说三人执行小组来南通,共产党的代表在女子师范作报告,我们偷偷跑去听,一位代表在讲如何经过种种困难到达南通,并讲到共产党主张和平谈判,国家统一,反对分裂,在青年中引起了热烈反响。总觉得你们当局说共产党是洪水猛兽、共产共妻,但听代表讲的却并非如此。

以后又听说要组织游行了,地点到城西桃之华,它是三人执行小组的住地。到达那里已是下午,人山人海,明显的又是两派。三青团的一伙人高喊打倒莫洛托夫,我们参加的行列则高呼打倒马歇尔,要和平,反内战。一会儿听说马歇尔等调停小组要到南通,一天上午,通中的同学出发了。在狼山脚下的机场排队等候时,不巧国民党旅长刘汉玉的专车到达,学生们见那付耀武扬威的样子,骂声、叫声、敲打汽车声顿时大作,引起这个旅长的恼火,下令把通中学生围起来,要校长当场交出闹事者。这些军队包围了学生,架起了机枪,那位校长吓得脸都发白了,在无人承认的情况下,专员出来打了圆场,说叫学校三天内查清交人。不久天空出现了一架飞机,转了一圈之后就飞走了,当局宣布马歇尔不来了。

小姨父钱素凡究竟是不是共产党人,我也不清楚,只是看到不少青年人常在他房间里开会,不论是白天还是夜晚,但是他对外面的情况总是希望我告诉他,听了之后高兴时总说:“好!好!好!”有时还差我为他干事。有一次,有一个农民打扮的人来找他,我看到此人从布鞋鞋帮的布垫里拿出一张纸,小姨父就叫我到药房里去买一瓶药水,接着又向我母亲要了一个面盆倒进水,然后将信纸放进去,信纸上就出现了文字,什么内容不得而知。总之,我觉得一切都显得神秘兮兮的。

通城的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,南通南大街常常戒严,聋子巷的巷口均有军人把守。一天上午我正在上课,校长室派人来通知,叫我过去一趟。一到那里就有一个警察要把我带走,说是到警察局跑一趟。我问为什么,他说到了那里就知道了。一到那里才发现,外祖母和母亲都在,看来是一个留置室。警察看看我也奇怪,一个小孩子弄来干啥?不久,赵琅(也在解放区的我党干部)的一家人也被抓了。母亲告诉我,三姨夫曹风南正在为我们设法保释。到了晚上,大家中饭、晚饭都未吃上,就被警察押解到看守所。到达那里时一团漆黑,地上铺的草,里面已经关了一些人,大家席地而坐。一直折腾到凌晨,总算找到了铺保将我们保出释放。

人是出来了,但学校形势也更趋紧张。一天学校宣布,当局要在学校学生中搞三人连保,连保人必须保证不是共产党。大家纷纷找其他同学担保,人家看了我们家庭状况,想保也不敢保了,最终好不容易凑合了三个人。

事情远没有了结,交保释放还不是结束。一天下午在县政府法庭开庭审理了我们的案子,三个法官台上坐着,第一个传外祖母,其次是母亲,再次是我。我身着长衫,胸前别着通中的校徽,以示我是通中学生。问题倒是很简单,法官追问我的二舅舅孙卜菁的情况和下落。其实,台上的法官中有人对我们孙家的情况一清二楚,他本身就是我舅舅的同学。由于通过徐德称事先给这位法官通了路子、送礼,并商量好大家口径一致,不承认有孙卜菁这个儿子、弟弟和舅舅,他们就可以按证据不足而结案。这也是我从小第一次进国民党的拘留所,并第一次走上了国民党的法庭,从而也使自己埋下了有朝一日推翻你们,再找你们算账进行复仇的种子。

革命形势急转而下,有人来传话说国民党当局又开出了黑名单,又要抓人!其中有我外祖母、母亲和我的名字,还扬言小姨孙术是孙卜菁的装扮者,也在逮捕名单之中。一场大逃亡的计划出台了。由于害怕一起出走目标太大,首先由马锷带了小姨孙术和钱炜悄悄先期离开南通,逃亡至上海,过了不久,我外祖母和母亲便在巷内的邻居中放风,说是要到寺街的袁家去打牌,可能要住几天才回来。上午叫了一辆黄包车,外祖母和母亲先去了,我在学校放学后即直接到了袁家。晚上天一黑,叫了几辆黄包车,偷偷地上了任港,在小旅馆住下,母亲关照我不准出去,当夜轮船一到,我们马上就上了小舢板混上了轮船,终于逃出南通,大家到上海后在二姨孙士枚家住了下来。

值得一提的是:一到上海,就在黄浦江是看到了挂着英、美国旗的军舰、轮船在中间穿梭,还有一只只小舢板在江水浪尖起伏而行,上面坐着那些外国冒险家的男男女女,嬉嬉而过。原来上海洋味如此的浓,这是我一个土包子对这个城市的第一印象。刚一登上岸,我眼不暇顾,放在身边的一只小包转眼就不见了。站在一旁的一位长者说黄浦江畔,眼睛一眨,老母鸡变鸭。母亲怪我没看好东西,幸亏只是一些吃的东西。接着我们就挤上了一辆有轨电车,南京路、外滩上高楼大厦林立。路过国际饭店时,简直不知道楼顶究竟有多高,这是在南通从来没有看到过的,上海人的讲话也听不懂,总算领教了上海是个什么样子。在静安寺下了车,直奔二姨孙士枚家。

 

摘自《亲情集》之《马锐的回忆》,马岳2008年6月编著

(编者注:本文标题系编者更改,原标题为《1946年的通城》。)

 

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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